2025-11-12 18:38:22商鞅的务实

商鞅（约公元前395年—公元前338年），本名字叫公孙鞅，今河南人。

看名字就知道公孙，以前不是姓，意思就是卫国公的孙子，根正苗红的“红”三代，妥妥的贵族。

但是为什么要出门寻找工作机会呢？因为公孙鞅属于“庶孽”“庶”的意思是“小老婆生的”，“孽”的本义是树木萌生的旁支，引申义同样是“小老婆生的”。这样的孩子容易被歧视，自幼就有强烈的务实意识。这继承爵位的肯定是大老婆生的长子，庶子很难有作为，在当时战乱四起，烽火狼烟的时代，各国都在招揽人才，有机会没平台，只能换个平台试试。

商鞅年轻时候好形名之学，就是喜欢探究事物概念与实质之间对应关系，其实研究的就是语言沟通上怎么做最有效率，连学问都是研究效率的。

公孙鞅职场首先选择了三晋当中的魏国，这很合理，因为魏国是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，但和吴起不同的是公孙鞅并没有直接投奔国君，而是在魏国总理公叔痤的家里做了一名家臣，职位叫中庶子。这不奇怪，毕竟吴起来魏国的时候已经很有职场资历了，这可不是公孙鞅能比的。

给贵族做家臣，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很多庶出子弟的出路。他们来做这个行当确实比平民子弟更有先天优势，毕竟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贵族家庭，对贵族的生活习惯非常熟悉，上岗基本不需要培训，今天报道明天就可以上班，因为以前的贵族基本都是亲戚，如果放现在就是打个电话的事，做起了魏国总理的秘书也就不奇怪。这说明卫鞅很靠谱，自己职场经验不足，先在总理身边历练历练，先把资历提升提升，至于后面说的总理极力推荐卫鞅为魏国总理的继承人，我觉得大概不靠谱，公叔曰：“君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”一个大国总理在那个还有点儒家秩序传统里应该不会说这种话，有失大国风范，很可能是司马光就是讨厌这种天天喊变法的人，这种人在哪里都要人人得而诛之，说不定就是暗指王安石之流大孽不道。

贵族卫鞅肯定听说过西边的秦孝公这个阿叔有图强的野心，他爹秦献公在石门一口气干了三晋联军六万人，说明秦国有变法的意愿，也有变法的基础，还躲在秦川之地，退可守，进可攻，这不就是正儿八经的天时地利，自己去了秦国不就什么条件都具备了！

公孙鞅得到秦孝公的器重之后，准备开展变法大业，这让秦国人很不高兴。民意汹汹，该怎么办呢？公孙鞅对秦孝公讲了三句话。

第一句是：“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”意思是说，老百姓啥都不懂，凡是开创性的工作都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意见，等事情办成了，咱们有好处，他们也有好处，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工作果实，他们自然就没有话可说了。

第二句是：“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这话的逻辑，和《老子》的那一套“大音希声”、“大象无形”的逻辑很像：当事情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做法就要反着来。以德治国的话，当然要顺应民意，但如果以“大德”治国，那就不该考虑民意。同理，要想成功的话，应该集思广益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，刚愎自用注定会失败，但如果要“成大功”，就不该和别人商量，就必须独断专行，一个诸葛亮胜过所有的臭皮匠。

这个逻辑确实在理，用今天的概念来说，公孙鞅看出了量变和质变的转换关系，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，发生了质变之后，质变前和质变后就不再是同一种东西了，也就不再适用同一种办法了。

第三句：“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”意思是说，君主以强国为目的，能达到强国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好办法，如果旧的政策不能强国，那应该就是必须舍旧用新的。

反对派的观点是：第一句是：“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”这是说圣明的统治者都会因势利导，既不会移风易俗，也不会革新变法。

第二组对仗是接着第一组说的：“因民而教，不劳而成功；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因势利导才能事半功倍，谁都不费力，不会把社会搞得鸡犬不宁。

简单总结一下：公孙鞅的论点是，只要自己和秦孝公达成一致，就够了，咱们要做的是划时代的、高瞻远瞩的大事业，普通人根本理解不了，那又何必去征求什么意见呢？

反对派的观点：因势利导才是人间正道，社会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东西，运行了这么久，惯性很强大，如果非要逆着社会的惯性硬来，注定没有好果子吃。

问题是目前情况是各国已经把儒家道德秩序抛诸脑后，战端已开，只是没说破而已，谁在这个时候把道德的压力降得越低谁整合资源的效率越高，谁的效率越高谁积累的力量越大，以前的纷扰和打仗都是贵族之间的比划，其实就是比正步水平谁踢得好，要的是正义感和自豪感，所以叫“士气”，这个“士气”可不是今天是士气，那是贵族精神。打到后来贵族也打得差不多了，气质也打没了，平民也参与了。

当战争环境和逻辑变了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必须跟着变，谁慢谁吃亏，谁的文明程度越低也就是谁受到以前观念影响最小变化就越快，比如秦国，这倒不会很难，因为秦人天生就是猎手，农耕才是反人性的事情。放下锄头，拿起武器，集体狩猎，天性因此得到释放。那么，砍人头拿提成，相当于打游戏还能赚钱。

商鞅确实务实。